宋元崖门海战及其它
赵嘉平搜集整理
一、 风雨飘摇
在距今将近730年的我国南宋时期,连年征战使偏安江南一隅的赵宋王朝日益衰败,国力逐渐枯竭,社会越加动荡。在国内,土地的兼并已经极为严重,七成以上的土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家土豪手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江北,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轮番崛起,到13世纪中叶,强悍的蒙古铁骑已经把旖旎的锦绣江南践踏得不成样子。赵宋王朝长期以来的“积贫”、“积弱”,“冗官、冗员、冗费(财政困难)”和“重文轻武”,把国力消耗殆尽,军队则“每战必败”。朝廷中秦桧、贾似道等奸佞之徒的胡作非为,历代帝皇的昏庸无道,使南宋的国家机器到了几乎无法运转的境地了。
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了元政权后,即于德佑元年(1275年)挥兵大举进攻鄂和皖,矛头直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鲁港一战,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到了德佑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军终于攻陷临安,我国历史上存活时间最长的赵宋王朝,在历经316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享其天年了。
之后,逃离临安的宋宗室及一些文臣武将,不甘“亡国”,一面抵抗元军,一面向南退却。在福建的福州,他们拥立当时仅有9岁的益王赵昰(古“是”字)即位,是为端宗。元军继续步步进逼。端宗与十数万军队沿东海岸南逃,经广东的潮阳(今潮州)、珠江口,再奔广东西南化州吴川县附近的海岛硇(音“挠”)洲驻跸。
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11岁的端宗因先前在珠海附近的仙女澳乘船落水受惊吓而最后病逝,其7岁弟弟、卫王赵由昺于五月间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29个不足10岁的小皇帝之一。同时改年号为祥兴,改硇洲为龙翔县。时都统凌震、转运判官王道夫率兵收复广州。左丞相陆秀夫等认为硇洲势难立足,遂决定择新会崖门口附近的厓山作为新的驻跸之地。
然而,帝昺小朝廷此时已是兵疲将乏,古老而虚弱的赵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二、风声鹤唳
厓山,当时是新会南部大海中(现已同大陆相连)一个小海岛上的小山丘,高约数丈,距新会县治80里(即40公里),本来毫不起眼,更无天险可恃。崖门则是西江与潭江合流后形成的银洲湖的出海口。因厓山与出海口另一侧的汤瓶嘴山对峙,形似一左一右两扇门,故此出海口被称为崖门。
选择这个并非天险的小地方驻兵,其实出于3个考虑:一是地近广州(当时更名为龙翔府),利于号令天下;二是有水阻隔,利于防守;三是地近大海,利于乘船退却。宋兵一到,即于厓山一带建造行宫30余间,立正殿为慈元,供杨太后居住。行宫外设立行朝草市,让百官有司得以安顿,再伐木搭建军屋3000余间,士卒数万得以遮风挡雨。与此同时,设立厂房,造舟楫,制器械,意图东山再起。接着紧急号令各省州府,招各地宋室、士官、义民领兵勤王。一时之间,募得官、兵、民达20余万,拥有民船、渔船、横江船和乌槽等大小战船千余艘。步兵、水师日夜操练。
然而,这一切努力均为时已晚,行将寿终正寝的赵宋王朝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
祥兴元年(1278年)冬,元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都元帅,再次率精兵数万对宋兵穷追猛打。宋军抵挡不住,屡战屡败。李恒先陷广州。张弘范则在占领潮阳港后,又于十二月二十日在海丰县的五坡岭俘虏了抗元主将文天祥。旋即挥兵西来,经香港、香山,直扑崖门。
大兵压境,战云密布。当时有人对太傅张世杰说:“元兵自海上来,如果他们用战船堵塞海口,我们就无法进退了,要尽快占领出海口。胜,可以复国;不胜,也可以往西突围。”世杰寻思良久,对大家说:“我们征战海上多时,殊死搏斗,这样的日子未知何时才能结束。如今兵临城下,应该是一决胜负的时候了。”于是着人焚烧行宫和行朝草市,将千多艘战船排成一字形,用大绳连结在一起,并在四周搭建楼棚,高如城寨,以利拒敌。接着奉太后与少帝于船阵中间。士卒尽上兵船,被坚执锐,以求一逞。
此时张弘范正屯兵崖门口外,400多艘战船如长蛇阵般封锁住出海口。李恒的百余艘战船正由北向南压过来,成南北夹击之势。初时,元兵试图使用火攻,他们用木船载满干柴,淋上猪油等易燃之物,乘风向宋船发起进攻。宋军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在木船的外面涂上淤泥,浇上水,还在船边缚上长木,使敌船无法靠近。元兵火攻之计无法得逞。接着,元兵又行攻心战。他们着人在大船上向宋兵高声喊话,说是你们的陈(宜中)丞相已经潜逃,文丞相已经被俘,你们不降,还待何时!负隅顽抗,唯有死路一条!宋军不受蛊惑,终日坚守不动,元兵一时无计可施。
正在此时,张弘范发现宋军每日均用小艇载人上山采柴汲水,立时心生一计,他派出大船阻截宋军的樵汲船,又让李恒派兵在岸上伏击樵汲的宋兵,宋军樵汲之路遂被堵死。宋军在缺柴缺淡水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被迫吃生饮咸。十天过去了,不少士兵口吐腹泻,军力受到重创,形势万分危急。
张弘范见宋军仍不投降,便将希望寄托在劝降上。他派人将在元军中的张世杰外甥韩新找来,命他到宋营中劝舅父张世杰归降元朝。韩新硬着头皮,一次又一次找到张世杰,以荣华富贵相诱,初时世杰对他不理不睬。直到第三次,实在忍无可忍,便用手指住韩新的鼻子怒斥曰:“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荣华受富贵,但人可以不顾节义吗!”接着历数古代的忠臣义士。他义正辞严的话语,令韩新羞愧得无地自容,悻悻而去。张弘范仍不死心,他不相信宋朝大臣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大丈夫,于是又叫李恒到囚禁文天祥的船上,劝文天祥修书张世杰,促其早日归降。文天祥对李恒正色道:“我无法拯救我的父母社稷,难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吗?”李恒死皮赖脸地坚持要他写,文天祥假装同意。于是李恒高兴地叫人拿来纸笔墨砚。文天祥此时心情澎湃,他略作思考,随即饱蘸浓墨,奋笔直书了一首他自作的七律《过零丁洋》。诗的最末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掷地有声,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千古绝唱。此日,正是祥兴二年(1279年)的二月初四,距离宋元崖门决战只有一天时间了。
三、血雨腥风
二月初六日的早晨,银洲湖的上空阴阴沉沉的,寒风冷雨即将来临,湖上一片死寂。
8时许,内河潮退。银洲湖北的李恒阵中突然一声号令,大小船只随即起锚启碇,顺着退潮向南面掩杀过来。宋军一字阵北面的守军立即挥刀挺枪迎敌。元兵不能接近,便集中弓箭手向宋阵一齐发箭,宋军慌忙以盾遮挡,随即亦发箭还击。湖面上立时箭矢交加,杀声震天,鼓声动地。由于元兵养精蓄锐,而宋兵则连日口吐腹泻,体力耗损,一时抵挡不住,被砍杀而堕海者不少。
战至10时左右,海潮开始上涨。宋营南面将士揣测,张弘范有可能动手了,于是抖擞精神准备迎战。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元阵不但未见动静,反而隐隐约约传来阵阵乐声,胡茄、马头琴的声音时高时低。宋兵疑是元军正在作乐以庆祝北面的胜利,一时放松警戒。
就在此时,涨潮汹涌北上,阴险狡猾的张弘范突然传令立停奏乐,吹响军号,擂起战鼓,战船迅即乘潮向宋营冲杀过来。宋军仓猝应战。灰蒙蒙的湖面上矢石如蝗,刀光剑影令人眼花缭乱。喊杀声、哀号声、刀枪撞击声和凄厉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闻者撕心裂肺。两军相接之处,血肉横飞,银洲湖水,瞬间血红如染。
宋军在拼死抵抗。虽然兵微将寡,背腹受敌,但早已做好以身许国准备的忠勇将士们,仍然将生死置于度外,在血雨腥风之中冒死而上,殊死搏斗,谱写了一曲舍身成仁的悲壮战歌。
下午4时许,崖门口内外忽然黑云四合,接着便下起了倾盆大雨,浑身湿透的宋兵在寒风冷雨中坚持着。在雨幕中,陆秀夫瞥见一队元兵冲入中寨船阵,继而我军军旗仆倒,惨叫声不绝于耳,他感到大事不好,一时又看不到张世杰的身影。陆秀夫料想大势已去,心里痛如刀绞。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泊于奇石附近的帝舟,手执宝剑,先将发妻章氏和子女等驱赶下海,然后正朝服,入到少帝寝室。时少帝已惊作一团。秀夫绝望地跪奏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不宜再辱。”说完,把卞璧国玺挂在少帝项上,背起少帝,仰天长啸一声,纵身一跳,沉于滚滚波涛之中……
初七那天,风平波静。有人看见,崖门口内外浮尸十万,湖水腥红,山河黯然失色。
四、雨过天青
两军混战之时,张世杰率领16只大船冒死向南突围而去。船到乌猪洋东面的大虎岛,士兵发现沙滩上有只小船,近前一看,原来在船上的是已经昏死过去的杨太后。太后醒来不见少帝,一问才知少帝已蹈海。她悲愤欲绝,双泪长流,抚膺恸哭不已,对左右说:“我不顾生死,万里跋涉来到这里,完全是为了赵氏的一块肉。现在少帝已经殉国,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说着,趁众人不备,投海而亡。
后来,突围出去的张世杰等在阳江海陵岛附近遭遇台风,舟覆人亡。文天祥则始终坚贞不屈,4年后被杀害于大都。
至此,可歌可泣的宋元崖门海战最终以赵宋王朝的溃灭而告终,中国几百年间征战不已的乱世舞台终于降下了幄幕。
世上没有不亡的国家。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改朝换代本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唯独是宋亡元替,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兴亡之叹,甚至有人人为地给这段历史蒙上层层迷雾,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认识误区。
在这里,有必要对这些迷雾进行廓清,让人们走出对历史解说的误区。
(一)文天祥是个民族英雄吗?
答案是否定的。的确,文天祥在宋元崖门海战前后是个真正的英雄。他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是爱国如家的志士仁人;在与强敌周旋的生死决斗之中,他视死如归,英勇无畏,是光照汗青的忠臣义士;在敌人的牢狱里,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是义薄云天的铮铮丈夫。但是,这一切只能造就他一个如假包换的抗元英雄,却不能说他是民族英雄。
这是因为:民族英雄应该是本民族中为抗击外国侵略、捍卫民族尊严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明代的郑成功、清代的林则徐、当代的杨靖宇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跟他们不同,而是同岳飞一样,他们抗击的都不是我们中华民族以外的侵略者,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打生打死都是“自己人”。在这些兄弟民族之间的纷争中,双方的有功之臣,都可以说是战斗英雄,但不是“民族英雄”,这同我们不能把在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全中国而立下丰功伟绩的人尊为民族英雄是同一道理。
(二)元灭宋能否说是元“侵略”了宋?
不能。侵略,是外国势力对别国主权的非正义侵犯。近代中国,就曾经被外国列强一再侵略过,中国人民受尽了侵略者的凌辱,至今仍有切肤之痛。但这不同于元灭宋,也不同于清灭明。在中国历史中,我们这个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难免有恩怨、矛盾和冲突,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的事屡见不鲜。这些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虽然也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也会给交战双方带来巨大的灾难。但不管怎样,这些战争都是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是名副其实的“内战”,这又何来“侵略”?个中关键,是不要把“中华民族”的概念同“汉族”的概念等同起来。
(三)元取代宋也有进步意义吗?
有。宋亡元替的实质是统一的多民族融合国家的建立。它结束了中国自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以来218年间频繁的政权更迭以及多个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宋、元)之间互相征战的混乱局面,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多民族融合统一的、有利于国家经济复苏、民族团结强盛的新时期,这对于哪一个政治集团、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大统一对乱世始终是个历史的进步,何况这个大统一不是牺牲民族利益而换来的。在这里,重要的是摒弃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换上多个民族融合发展的新观念。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待宋元的崖门海战,也就有个较为理性和客观的、认识新旧政权更替的评价标准了。
(四)张弘范是个大汉奸吗?
否。汉奸者,是汉族中投降侵略者并充当侵略者鹰犬的民族败类,我国抗日时期臭名昭著的汪精卫之流是也。张弘范则不然。长期以来,他戴着顶“大汉奸”的黑帽子,甚至被骂为汪精卫的老祖宗,这实在是有点儿冤枉。现在看来,应该为他“落实政策”了。
大量历史资料证明,张弘范的确是个汉人,但他绝不是赵宋王朝的臣子或臣民。他的父亲张柔,世居河北易州,他的家庭世代务农,所以张弘范也算是个贫下中农子弟。金朝贞佑年间,河北大乱,张父聚族自保,得金朝廷封赏。在金元交战中,张父兵败被俘,降元后转而领兵攻金伐宋。张弘范约生于金朝灭亡后的第5年,是个货真价实的元人,与宋朝毫不相干。在当时的北方,自小就是金朝或元朝臣民的人,大多已经不再具有南宋汉人那样强烈的民族感情了。相反,他们早已同女真或蒙古民族融合在一起。那些受元室恩宠的人,已经接受了蒙古人的政权,元朝已成了他们的“祖国”,要求这些人对赵宋王朝手下留情,显然有点勉为其难。因此,说并非宋朝臣民的张弘范是“卖国贼”、“大叛徒”、“大汉奸”,难免使人有“莫须有”的感觉。退一步说,张弘范伐宋也只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同真正的“侵略者”不能同日而语,是敌人却不是“汉奸”。有这样的看法,才能使我们对张弘范多点气量和宽容。
(五)奇石上有人在张弘范题字前加过“宋”字吗?
没有。此说纯属子虚乌有。不错,奇石上最初的确镌刻过“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个字,而张的这个丑表功也的确引起过后人的极大厌恶。正因为这样,看了刻字后咬牙切齿的有之,大骂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的有之,忍无可忍最后命人将字铲去的也有之,却唯独没有人在奇石上加减过任何一只字!
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忽然有人煞有介事地说陈献章曾在原刻字前加过一个“宋”字,并得意地认为这“一字之加,严于斧钺”。因为加了“宋”字后,原碑文就成了“宋官灭宋”,张弘范的汉奸嘴脸就昭然若揭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们万万不可当真。窃以为,所谓“陈白沙怒改奇石碑”的桥段,完全是后人大胆炮制出来的,作为文艺作品,自然无可厚非,相反,如果没有这一虚构,作品就少了很多戏了。但作为历史,却不可以随便开玩笑。
我说加字之说是子虚乌有,是寄于如下的4个理由:第一,张弘范不是宋民,更不是宋官,硬塞给他一个宋朝国籍,不是有点强加于人吗?第二,这“镇国大将军”的荣衔并非是宋朝的土产。将元朝的职衔硬改成宋朝的,岂非张冠李戴?把这个不伦不类的改动强按到陈献章的头上,其实是对陈献章学术水平的低估,作为明朝广东首席大儒的献章先生,是不会有此拙劣的举动的。第三,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在述说明代御史徐瑁命人将奇石刻字铲去时,所铲去的就是原来的12个字,而不是某些好事者所说的13个字。第四,长期以来,任何一本负责任的史书都无只言片语说过奇石上有加字的传说,可见加字之说纯属是今人的创造。说起来,有些新会人的创造性有时真叫人叹为观止。凤山上凌云塔下的《梁启超登凌云塔》诗,明明是今人的伪作,却把善良的中外游客诓骗了整整20年!要不是当年的《新会报》勇敢地刊文踢爆这一骗局,恐怕我们到现在还是一个被人愚弄的“阿斗”呢!
奇石上加“宋”字的这一“奇事”,现在看来也已经到了“落实政策”的时候了。
2004年8月10日
在距今将近730年的我国南宋时期,连年征战使偏安江南一隅的赵宋王朝日益衰败,国力逐渐枯竭,社会越加动荡。在国内,土地的兼并已经极为严重,七成以上的土地高度集中在极少数的官家土豪手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在江北,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轮番崛起,到13世纪中叶,强悍的蒙古铁骑已经把旖旎的锦绣江南践踏得不成样子。赵宋王朝长期以来的“积贫”、“积弱”,“冗官、冗员、冗费(财政困难)”和“重文轻武”,把国力消耗殆尽,军队则“每战必败”。朝廷中秦桧、贾似道等奸佞之徒的胡作非为,历代帝皇的昏庸无道,使南宋的国家机器到了几乎无法运转的境地了。
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今北京)建立了元政权后,即于德佑元年(1275年)挥兵大举进攻鄂和皖,矛头直指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鲁港一战,宋军几乎全军覆灭。到了德佑二年正月十八日,元军终于攻陷临安,我国历史上存活时间最长的赵宋王朝,在历经316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享其天年了。
之后,逃离临安的宋宗室及一些文臣武将,不甘“亡国”,一面抵抗元军,一面向南退却。在福建的福州,他们拥立当时仅有9岁的益王赵昰(古“是”字)即位,是为端宗。元军继续步步进逼。端宗与十数万军队沿东海岸南逃,经广东的潮阳(今潮州)、珠江口,再奔广东西南化州吴川县附近的海岛硇(音“挠”)洲驻跸。
景炎三年(1278年)四月,11岁的端宗因先前在珠海附近的仙女澳乘船落水受惊吓而最后病逝,其7岁弟弟、卫王赵由昺于五月间继位,成为中国历史上29个不足10岁的小皇帝之一。同时改年号为祥兴,改硇洲为龙翔县。时都统凌震、转运判官王道夫率兵收复广州。左丞相陆秀夫等认为硇洲势难立足,遂决定择新会崖门口附近的厓山作为新的驻跸之地。
然而,帝昺小朝廷此时已是兵疲将乏,古老而虚弱的赵宋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二、风声鹤唳
厓山,当时是新会南部大海中(现已同大陆相连)一个小海岛上的小山丘,高约数丈,距新会县治80里(即40公里),本来毫不起眼,更无天险可恃。崖门则是西江与潭江合流后形成的银洲湖的出海口。因厓山与出海口另一侧的汤瓶嘴山对峙,形似一左一右两扇门,故此出海口被称为崖门。
选择这个并非天险的小地方驻兵,其实出于3个考虑:一是地近广州(当时更名为龙翔府),利于号令天下;二是有水阻隔,利于防守;三是地近大海,利于乘船退却。宋兵一到,即于厓山一带建造行宫30余间,立正殿为慈元,供杨太后居住。行宫外设立行朝草市,让百官有司得以安顿,再伐木搭建军屋3000余间,士卒数万得以遮风挡雨。与此同时,设立厂房,造舟楫,制器械,意图东山再起。接着紧急号令各省州府,招各地宋室、士官、义民领兵勤王。一时之间,募得官、兵、民达20余万,拥有民船、渔船、横江船和乌槽等大小战船千余艘。步兵、水师日夜操练。
然而,这一切努力均为时已晚,行将寿终正寝的赵宋王朝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
祥兴元年(1278年)冬,元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都元帅,再次率精兵数万对宋兵穷追猛打。宋军抵挡不住,屡战屡败。李恒先陷广州。张弘范则在占领潮阳港后,又于十二月二十日在海丰县的五坡岭俘虏了抗元主将文天祥。旋即挥兵西来,经香港、香山,直扑崖门。
大兵压境,战云密布。当时有人对太傅张世杰说:“元兵自海上来,如果他们用战船堵塞海口,我们就无法进退了,要尽快占领出海口。胜,可以复国;不胜,也可以往西突围。”世杰寻思良久,对大家说:“我们征战海上多时,殊死搏斗,这样的日子未知何时才能结束。如今兵临城下,应该是一决胜负的时候了。”于是着人焚烧行宫和行朝草市,将千多艘战船排成一字形,用大绳连结在一起,并在四周搭建楼棚,高如城寨,以利拒敌。接着奉太后与少帝于船阵中间。士卒尽上兵船,被坚执锐,以求一逞。
此时张弘范正屯兵崖门口外,400多艘战船如长蛇阵般封锁住出海口。李恒的百余艘战船正由北向南压过来,成南北夹击之势。初时,元兵试图使用火攻,他们用木船载满干柴,淋上猪油等易燃之物,乘风向宋船发起进攻。宋军对此早有准备。他们在木船的外面涂上淤泥,浇上水,还在船边缚上长木,使敌船无法靠近。元兵火攻之计无法得逞。接着,元兵又行攻心战。他们着人在大船上向宋兵高声喊话,说是你们的陈(宜中)丞相已经潜逃,文丞相已经被俘,你们不降,还待何时!负隅顽抗,唯有死路一条!宋军不受蛊惑,终日坚守不动,元兵一时无计可施。
正在此时,张弘范发现宋军每日均用小艇载人上山采柴汲水,立时心生一计,他派出大船阻截宋军的樵汲船,又让李恒派兵在岸上伏击樵汲的宋兵,宋军樵汲之路遂被堵死。宋军在缺柴缺淡水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被迫吃生饮咸。十天过去了,不少士兵口吐腹泻,军力受到重创,形势万分危急。
张弘范见宋军仍不投降,便将希望寄托在劝降上。他派人将在元军中的张世杰外甥韩新找来,命他到宋营中劝舅父张世杰归降元朝。韩新硬着头皮,一次又一次找到张世杰,以荣华富贵相诱,初时世杰对他不理不睬。直到第三次,实在忍无可忍,便用手指住韩新的鼻子怒斥曰:“我知道投降可以苟全性命,可以享荣华受富贵,但人可以不顾节义吗!”接着历数古代的忠臣义士。他义正辞严的话语,令韩新羞愧得无地自容,悻悻而去。张弘范仍不死心,他不相信宋朝大臣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大丈夫,于是又叫李恒到囚禁文天祥的船上,劝文天祥修书张世杰,促其早日归降。文天祥对李恒正色道:“我无法拯救我的父母社稷,难道能教人背叛自己的父母吗?”李恒死皮赖脸地坚持要他写,文天祥假装同意。于是李恒高兴地叫人拿来纸笔墨砚。文天祥此时心情澎湃,他略作思考,随即饱蘸浓墨,奋笔直书了一首他自作的七律《过零丁洋》。诗的最末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掷地有声,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千古绝唱。此日,正是祥兴二年(1279年)的二月初四,距离宋元崖门决战只有一天时间了。
三、血雨腥风
二月初六日的早晨,银洲湖的上空阴阴沉沉的,寒风冷雨即将来临,湖上一片死寂。
8时许,内河潮退。银洲湖北的李恒阵中突然一声号令,大小船只随即起锚启碇,顺着退潮向南面掩杀过来。宋军一字阵北面的守军立即挥刀挺枪迎敌。元兵不能接近,便集中弓箭手向宋阵一齐发箭,宋军慌忙以盾遮挡,随即亦发箭还击。湖面上立时箭矢交加,杀声震天,鼓声动地。由于元兵养精蓄锐,而宋兵则连日口吐腹泻,体力耗损,一时抵挡不住,被砍杀而堕海者不少。
战至10时左右,海潮开始上涨。宋营南面将士揣测,张弘范有可能动手了,于是抖擞精神准备迎战。但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元阵不但未见动静,反而隐隐约约传来阵阵乐声,胡茄、马头琴的声音时高时低。宋兵疑是元军正在作乐以庆祝北面的胜利,一时放松警戒。
就在此时,涨潮汹涌北上,阴险狡猾的张弘范突然传令立停奏乐,吹响军号,擂起战鼓,战船迅即乘潮向宋营冲杀过来。宋军仓猝应战。灰蒙蒙的湖面上矢石如蝗,刀光剑影令人眼花缭乱。喊杀声、哀号声、刀枪撞击声和凄厉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闻者撕心裂肺。两军相接之处,血肉横飞,银洲湖水,瞬间血红如染。
宋军在拼死抵抗。虽然兵微将寡,背腹受敌,但早已做好以身许国准备的忠勇将士们,仍然将生死置于度外,在血雨腥风之中冒死而上,殊死搏斗,谱写了一曲舍身成仁的悲壮战歌。
下午4时许,崖门口内外忽然黑云四合,接着便下起了倾盆大雨,浑身湿透的宋兵在寒风冷雨中坚持着。在雨幕中,陆秀夫瞥见一队元兵冲入中寨船阵,继而我军军旗仆倒,惨叫声不绝于耳,他感到大事不好,一时又看不到张世杰的身影。陆秀夫料想大势已去,心里痛如刀绞。他跌跌撞撞地来到泊于奇石附近的帝舟,手执宝剑,先将发妻章氏和子女等驱赶下海,然后正朝服,入到少帝寝室。时少帝已惊作一团。秀夫绝望地跪奏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不宜再辱。”说完,把卞璧国玺挂在少帝项上,背起少帝,仰天长啸一声,纵身一跳,沉于滚滚波涛之中……
初七那天,风平波静。有人看见,崖门口内外浮尸十万,湖水腥红,山河黯然失色。
四、雨过天青
两军混战之时,张世杰率领16只大船冒死向南突围而去。船到乌猪洋东面的大虎岛,士兵发现沙滩上有只小船,近前一看,原来在船上的是已经昏死过去的杨太后。太后醒来不见少帝,一问才知少帝已蹈海。她悲愤欲绝,双泪长流,抚膺恸哭不已,对左右说:“我不顾生死,万里跋涉来到这里,完全是为了赵氏的一块肉。现在少帝已经殉国,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说着,趁众人不备,投海而亡。
后来,突围出去的张世杰等在阳江海陵岛附近遭遇台风,舟覆人亡。文天祥则始终坚贞不屈,4年后被杀害于大都。
至此,可歌可泣的宋元崖门海战最终以赵宋王朝的溃灭而告终,中国几百年间征战不已的乱世舞台终于降下了幄幕。
世上没有不亡的国家。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改朝换代本来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唯独是宋亡元替,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兴亡之叹,甚至有人人为地给这段历史蒙上层层迷雾,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认识误区。
在这里,有必要对这些迷雾进行廓清,让人们走出对历史解说的误区。
(一)文天祥是个民族英雄吗?
答案是否定的。的确,文天祥在宋元崖门海战前后是个真正的英雄。他在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是爱国如家的志士仁人;在与强敌周旋的生死决斗之中,他视死如归,英勇无畏,是光照汗青的忠臣义士;在敌人的牢狱里,他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是义薄云天的铮铮丈夫。但是,这一切只能造就他一个如假包换的抗元英雄,却不能说他是民族英雄。
这是因为:民族英雄应该是本民族中为抗击外国侵略、捍卫民族尊严作出重大贡献的人。明代的郑成功、清代的林则徐、当代的杨靖宇等都可以说是这样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跟他们不同,而是同岳飞一样,他们抗击的都不是我们中华民族以外的侵略者,而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民族,打生打死都是“自己人”。在这些兄弟民族之间的纷争中,双方的有功之臣,都可以说是战斗英雄,但不是“民族英雄”,这同我们不能把在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全中国而立下丰功伟绩的人尊为民族英雄是同一道理。
(二)元灭宋能否说是元“侵略”了宋?
不能。侵略,是外国势力对别国主权的非正义侵犯。近代中国,就曾经被外国列强一再侵略过,中国人民受尽了侵略者的凌辱,至今仍有切肤之痛。但这不同于元灭宋,也不同于清灭明。在中国历史中,我们这个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难免有恩怨、矛盾和冲突,剑拔弩张、兵戎相见的事屡见不鲜。这些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虽然也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也会给交战双方带来巨大的灾难。但不管怎样,这些战争都是民族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是名副其实的“内战”,这又何来“侵略”?个中关键,是不要把“中华民族”的概念同“汉族”的概念等同起来。
(三)元取代宋也有进步意义吗?
有。宋亡元替的实质是统一的多民族融合国家的建立。它结束了中国自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以来218年间频繁的政权更迭以及多个民族政权(辽、西夏、金、宋、元)之间互相征战的混乱局面,使中国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多民族融合统一的、有利于国家经济复苏、民族团结强盛的新时期,这对于哪一个政治集团、对于任何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何乐而不为呢?大统一对乱世始终是个历史的进步,何况这个大统一不是牺牲民族利益而换来的。在这里,重要的是摒弃狭隘的大汉族主义,换上多个民族融合发展的新观念。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待宋元的崖门海战,也就有个较为理性和客观的、认识新旧政权更替的评价标准了。
(四)张弘范是个大汉奸吗?
否。汉奸者,是汉族中投降侵略者并充当侵略者鹰犬的民族败类,我国抗日时期臭名昭著的汪精卫之流是也。张弘范则不然。长期以来,他戴着顶“大汉奸”的黑帽子,甚至被骂为汪精卫的老祖宗,这实在是有点儿冤枉。现在看来,应该为他“落实政策”了。
大量历史资料证明,张弘范的确是个汉人,但他绝不是赵宋王朝的臣子或臣民。他的父亲张柔,世居河北易州,他的家庭世代务农,所以张弘范也算是个贫下中农子弟。金朝贞佑年间,河北大乱,张父聚族自保,得金朝廷封赏。在金元交战中,张父兵败被俘,降元后转而领兵攻金伐宋。张弘范约生于金朝灭亡后的第5年,是个货真价实的元人,与宋朝毫不相干。在当时的北方,自小就是金朝或元朝臣民的人,大多已经不再具有南宋汉人那样强烈的民族感情了。相反,他们早已同女真或蒙古民族融合在一起。那些受元室恩宠的人,已经接受了蒙古人的政权,元朝已成了他们的“祖国”,要求这些人对赵宋王朝手下留情,显然有点勉为其难。因此,说并非宋朝臣民的张弘范是“卖国贼”、“大叛徒”、“大汉奸”,难免使人有“莫须有”的感觉。退一步说,张弘范伐宋也只是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兄弟之争,同真正的“侵略者”不能同日而语,是敌人却不是“汉奸”。有这样的看法,才能使我们对张弘范多点气量和宽容。
(五)奇石上有人在张弘范题字前加过“宋”字吗?
没有。此说纯属子虚乌有。不错,奇石上最初的确镌刻过“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12个字,而张的这个丑表功也的确引起过后人的极大厌恶。正因为这样,看了刻字后咬牙切齿的有之,大骂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的有之,忍无可忍最后命人将字铲去的也有之,却唯独没有人在奇石上加减过任何一只字!
后来,不知在什么时候,忽然有人煞有介事地说陈献章曾在原刻字前加过一个“宋”字,并得意地认为这“一字之加,严于斧钺”。因为加了“宋”字后,原碑文就成了“宋官灭宋”,张弘范的汉奸嘴脸就昭然若揭了。其实,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们万万不可当真。窃以为,所谓“陈白沙怒改奇石碑”的桥段,完全是后人大胆炮制出来的,作为文艺作品,自然无可厚非,相反,如果没有这一虚构,作品就少了很多戏了。但作为历史,却不可以随便开玩笑。
我说加字之说是子虚乌有,是寄于如下的4个理由:第一,张弘范不是宋民,更不是宋官,硬塞给他一个宋朝国籍,不是有点强加于人吗?第二,这“镇国大将军”的荣衔并非是宋朝的土产。将元朝的职衔硬改成宋朝的,岂非张冠李戴?把这个不伦不类的改动强按到陈献章的头上,其实是对陈献章学术水平的低估,作为明朝广东首席大儒的献章先生,是不会有此拙劣的举动的。第三,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在述说明代御史徐瑁命人将奇石刻字铲去时,所铲去的就是原来的12个字,而不是某些好事者所说的13个字。第四,长期以来,任何一本负责任的史书都无只言片语说过奇石上有加字的传说,可见加字之说纯属是今人的创造。说起来,有些新会人的创造性有时真叫人叹为观止。凤山上凌云塔下的《梁启超登凌云塔》诗,明明是今人的伪作,却把善良的中外游客诓骗了整整20年!要不是当年的《新会报》勇敢地刊文踢爆这一骗局,恐怕我们到现在还是一个被人愚弄的“阿斗”呢!
奇石上加“宋”字的这一“奇事”,现在看来也已经到了“落实政策”的时候了。
2004年8月10日